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
语言景观研究是当今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它以城市环境中官方和私人标牌上的语言文字使用为切入点，旨在“描写和识别公共空间中语言呈现与否的系统规律，了解多元形式语言景观创建过程中的动机、压力、意识形态、反应以及决策等”（Shohamy & Ben-Rafael 2015）。语言景观的考察对象一直以来都是以路牌、街牌、楼牌、广告牌、商铺招牌、告示牌、警示牌等传统、静态的标牌为主。但实际上，现代城市环境中还存在着许多非典型、边缘性的语言标牌，如车身广告、电子屏幕、标语口号、涂鸦、文化衫等。这些标牌载体和标牌文本或移动，或变换，或临时呈现，或违规书写，但它们都是语言景观的组成部分，在城市交际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Landry & Bourhis 1997）。由于不够典型、收集困难等原因，这类标牌在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中鲜有涉及。Marten et al.（2012）认为，在当今的电子数码时代，语言景观研究只聚焦传统标牌便显得过时、不完整。Moriarty（2014）也指出，现实空间是多元、流动和不断变化的，只关注静态、固定的标牌是传统语言景观研究的一大缺陷。近年来，语言景观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动态变幻的标牌甚至听觉符号、嗅觉符号（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 Jaworski & Thurlow 2010）都进入了研究视野（Pütz & Mundt 2019）。边缘性的语言表征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语言景观研究的维度和主题都得到了拓展。对非典型语言标牌上的语言实践加以分析和解读，不仅可以丰富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践，甚至能揭示一些传统语言景观研究无法发掘的语言规律和社会语言现实。
在中国，语言研究者对于各类标牌上语言使用（常称为“公示语”）的考察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其中尤以公示语翻译策略的探讨最为引人注目（李增垠 2013）。不过，以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为目的的语言景观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比较重要的实证研究（如徐红罡，任燕 2015 ；彭国跃 2015 ；俞玮奇，等 2016 ；王克非，叶洪 2016 ；李丽生，夏娜 2017 ；刘楚群 2017）都是以常见的传统语言标牌为对象来考察城市多语现象，而对于非典型语言标牌几乎都未涉及。鉴于国际语言景观研究中“语言标志的边界不断扩大”（徐茗 2017），国内研究者也应考虑将非典型标牌纳入研究范围，以揭示更多语言使用与社会、人群、政治、经济、政策、身份地位等因素之间细微而复杂的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将城市空间中传统标牌以外的语言文字所构成的语言景象称为“非典型语言景观”。那么，非典型语言景观包括哪些文本形式？非典型标牌与典型标牌相比有何异同？非典型语言景观能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研究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的文献来解答这些问题，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前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的相关动态。本文的讨论将有助于语言景观研究者进一步开拓思路和视野，推动我国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入开展。二、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与功能非典型语言景观所涵盖的标牌类型众多，形式各异，有些“标牌”甚至没有实体框架。下面我们选取学界关注比较多的几类非典型标牌加以说明，讨论它们在城市空间语言表征中的特征和社会交际功能。
（一）游行标语
示威游行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通过论争表达立场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关注，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最终形成或改变政策和法规（Hanauer 2012，2015 ；Shiri 2015）。标语是所有游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Hanauer（2012）指出，示威标语在城市空间出现时能发挥 3 种功能：（1）戏剧性植入（dramatic interjection）功能。在人们熟悉的地点短时性地植入政治声音，影响公众的意识。（2）信息功能。标语可以向公众传递多种信息。（3）对某个群体或某种主张表达异见或认同。游行标语有多种形式，包括手持标牌、横幅、海报、旗帜、汽车贴纸、传单、服饰标语等，加上图片、口号、音乐和歌曲、数字和社交媒体等手段，随着游行队伍形成一道移动的语言景观。这些自下而上的语言标牌在示威活动中似乎有一定的功能分工。例如，手持标牌可以用来陈述诉求或不满；横幅是游行活动和示威者立场的主旨陈述；而旗帜则是忠诚的象征；呼喊和音乐等听觉手段可以吸引人们的关注（Messekher 2015）。游行标语体现公众在社会政治事务决策中的存在感和参与感，它们既反映示威群体的心声，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种由游行参与者利用某个场所空间而临时构建的语言景观，能让人们有机会了解游行活动本身的缘由和目标，同时也了解当地社会的语言实践。
（二）车体及动态广告
在都市空间中，公共标牌和私人标牌大多出现在固定的载体之上，供读者阅读。而固定的标牌在信息传播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们经过标牌所在场所时才有可能成为读者，因此读者覆盖面较有限，信息传播较被动。相对来说，移动的标牌则优势明显：信息随着标牌载体的移动可以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吸引更多的潜在顾客群。鉴于此，移动的车体成为现代商业广告的一种重要的传播载体。在城市街道上，公共汽车、货车、出租车等车体表面常常成为商家和公益广告的投放平台，通过车体的移动性来增加广告信息的传播和影响。公司和产品的名称、商标、标语等印刷在车身之上，生动的图画和简短的文字共同构成一个巨型的广告牌。随着车体在市区街道来回穿梭，所经之处都可能引起人们（当地居民、行人和游客等）的关注，甚至能吸引其他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和司机的注意（Sculle & Jakle 2008）。除此之外，在电子科技时代，液晶屏幕上滚动式播放的广告、互动式电子屏上的广告、网页或手机应用中的弹出广告等新型广告形式层出不穷。这种框架相对固定而内容不停变换的广告牌与普通广告牌相比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从而起到较好的宣传和营销效果。
（三）涂鸦
涂鸦指的是在公共建筑的墙壁或设施表面所喷涂或刻印的文字或图案，其内容多是政治主张表达、亚文化宣传、非法广告等。涂鸦大多是未经主管部门或设施所有者允许而书写在街道或建筑墙壁上，属于越界式置放的标牌（Scollon & Scollon 2003）。城市主管部门作为城市空间使用权的监管者，常将涂鸦等同于破坏市容；而涂鸦者挑战城市主管部门建构的城市话语秩序，强行进入城市空间争夺空间话语权，传达某种信息或意识形态。尤其在多语、多文化或存有语言冲突的地区，街头涂鸦常常成为少数族群宣泄不满的工具，对本族群语言在当地语言政策和实践中被边缘化的现实表达愤怒和抗议。例如，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官方街牌用罗马尼亚语（拉丁文字）呈现，而在它旁边，俄语（西里尔文字）街名以涂鸦的形式粉刷在墙壁上，这一方面可以方便不懂罗马尼亚语却通晓俄语的读者，从而给街道上的商铺带来商业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涂鸦表达了书写者对俄语被边缘化、罗马尼亚语作为唯一国语的官方政策的不满（Muth 2014）。可见，涂鸦是个人或群体挑战既有的话语秩序、表达政治和权利主张的手段，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四）街头艺术
艺术创作者在城市公共空间所创作的视觉作品属于高级形式的涂鸦，常被视作一种街头艺术。与一般涂鸦不同的是，街头艺术主要以图画为主，有时也会配上少许文字，供读者观赏。街头艺术以街道两侧的墙体作为画廊，以非传统的方式与公众交流，传达创作者对于社会议题、审美价值等的观点，引起人们的思考（Pennycook 2009）。很多街头艺术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创作，从而遭到城市管理部门的管制和清理。但街头艺术并非总是以挑战或对抗政府的立场或政策为目的，有时则是为了增加城市的美感。Papen（2012）对德国柏林普林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街头艺术考察发现，街头艺术的创作目的除了反商业化之外，有些是为了对城市的空间生活发挥积极影响，融入并美化城市环境。由于街头艺术和涂鸦能让城市空间更具吸引力，这种以绘画和书法为主体的边缘艺术形式有时也会被商品化，成为当地旅游景观的一个卖点。不过，这种具有亚文化资本的景观常常具有排外性，一般只有该文化圈内的人员才能够读懂（Pennycook 2010）。
（五）T 恤文化衫
T 恤衫上的图画和文字在城市语言景观中也很常见，如大型活动文化衫、旅游文化衫、机构或公司文化衫等。身穿文化衫行走在路上，当事人本身便成为移动的标牌，其身体成为语言景观中的一部分，参与意义潜势的构建（Caldwell 2017）。T 恤衫文字作为移动的标语可以引起读者情感或心理上的某种反应，从而帮助当事人达到宣扬个性、宣传或营销等目的。例如，男士身着印有“I love SWED-ISH GIRLS”（我爱瑞典姑娘）的 T 恤衫在街上行走，其异性恋价值取向便通过物化符号的形式展现出来（Milani 2014）。文化衫有时也可成为增进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工具。例如，Coupland（2010）发现，在英国威尔士地区，英语是主导语言，威尔士语是少数语言，而官方部门推行英语和威尔士语的平行双语政策。当地商家推出以威尔士语书写的 T 恤文化衫，借助威尔士语文字的象征意义来激起民众的元文化意识及历史价值观，吸引本民族的顾客，从而为商家带来经济利益。而在示威活动中，胸前或背后印有标语的文化衫，则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表达对权威和社会不公的反抗（Sculle & Jakle 2008）。可见，文化衫具有表达个性主张、身份认同、政治诉求以及商业营销等众多社会功能。
（六）网络界面
网络空间中的多语现象常被称作网络语言景观或虚拟语言景观（Ivković & Lotherington 2009 ；Troyer 2012）。例如，网页上提供多种语言界面的接入按钮，让读者选择熟悉的语言进行阅读和操作；使用多种语言形式对同一信息进行并列呈现；某种语言的网页中嵌入其他语言形式呈现的广告、宣传图片等。在当今的网络科技时代，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上网者可使用自己的本族语参与多种网上互动（如上传、分享、编辑、评论等），形成在同一个页面上多语共同交际的场面。网络平台是现实公共空间的延伸，其多语呈现也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Troyer 2012）。一方面，多种语言并存的话语实践为世界各地持不同语言的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另一方面，网络界面中不同语言的分布比例也可反映当地的语言结构和语言意识形态。Ivković & Lotherington（2009）考察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网站发现，俄语是网站的主要语言，网页上虽有英语，但英语只出现在边缘位置，简单标题之外并无英文内容，这显示非俄语读者的需求基本不在网站设计者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网络语言景观充分说明俄语作为主导语言的官方定位。可见，网络界面的语码选择和内容呈现形式能够反映某些具体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七）语音播报
在公共空间中，语言除了以视觉符号形式出现之外，也常常以语音形式在交际者之间传播。这种口头形式的语言在城市空间中的选择和应用可称为听觉语言景观或简称语声景观。目前语声景观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公共交通上语音广播的考察，揭示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权势和地位（Sifi anou 2010 ；Backhaus 2015 ；Hu 2019）。比如，Sifi anou（2010）和 Backhaus（2015）分别对希腊首都雅典和日本东京地铁上的语音播报进行了收集和分析，以探究作为共通语的英语在语声景观中的特征。雅典地铁站的广播使用希腊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东京地铁上则使用日语和英语双语广播，为本地人和国际游客提供信息服务。Sifi anou（2010）发现，希腊地铁广播中使用的英语受希腊语结构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用方面与内圈英语（英国英语）相比都有一定的不同，说明当地不刻意遵从内圈英语的规范。而 Backhaus（2015）对东京山手线地铁车厢内的语音广播进行分析后发现，英语都是以内圈英语（美式英语）为标准的，除了语音上受日本发音习惯的影响与美音有所差别外，其词汇语法和语用都是遵循内圈英语的规范，本土化的程度很弱。总之，城市环境中的语音播报、宣传广播、叫卖、人际交谈等都属于当地的语声景观，其语言选择和使用都属于广义语言景观研究的范畴。
（八）其他非典型语言标牌
除了上述非主流的语言标牌之外，其他一些边缘性的语言标牌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标签、宣传册、传单、钞票、邮票、车票、账单、报纸、书籍、明信片、菜单、纹身、雕塑文字、热气球、汽车贴纸等（Reh 2004 ；Sculle & Jakle 2008 ；Sebba 2010）。例如，纹身者将人体皮肤作为意义构建的场所，通过人体皮肤上刺绘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向阅读者传达身份认同、信仰等信息，Peck & Stroud（2015）称之为体肤景观（skinscape）。汽车贴纸常使用一些简短的文字或图案，用以表明自我身份、生活态度、理想追求等，甚至纯粹是为了娱乐、自嘲或幽默。刺绣样板、冰箱贴、木质或金属雕塑等含有文字元素的“语言实体”并不具有明显的信息或实用功能，它们在城市空间中主要发挥诗学功能（Jawor-ski 2015）。此外，Pennycook & Otsuji（2015）指出，城市空间中的气味可以帮助人们概念化各类场所，并与人群、活动、情感、语言等产生联系，因此城市的气味景观（smellscape）也属于符号景观的研究范畴。我们相信，随着语言景观研究的日益深入，将来会有更多的非典型标牌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范围。
三、非典型语言景观与典型语言景观的异同 非典型语言景观中的语言呈现在城市空间中属于边缘化的环境文字，与普通路牌、街牌、商铺招牌等所构成的主流语言景观相比，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移动性。动态的语言和移动的标牌在现代都市空间中日益常见，如车身广告、屏幕广告、文化衫等借助移动的载体将信息的传播范围无限扩大，从而起到更广泛的营销和传播效果。而在游行活动中，移动的载体常成为游行者的宣传阵地，以吸引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及示威者的立场。（2）临时性。由于城市主管部门的管制和清理，游行标语、临时海报、标签贴纸、小广告、涂鸦等在城市环境中的存在时间往往都是很短暂的，语音信息一般也是瞬时消逝的。这种临时性的语言景观往往需要采用较特殊的呈现方式（如反复张贴、重复播放等）来达成信息传播的目的。（3）多模态性。与传统语言景观相比，非典型语言景观的构成更加多元化，标牌常常包含多种模态形式：语音播报及游行口号属于声音模态，街头艺术以图画形式为主，而户外电子显示屏上的广告则往往结合文字、图片、动画、声音等多种模态形式。多模态的标牌使得都市的语言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过，由于语音播报、口头交际、音乐及口号等形式在语言景观中没有实体框架，这就为“语言标牌”的界定带来挑战。（4）越界性。有些非典型语言景观是未经政府部门批准的语言实践，因此常常遭到当局管控。例如，涂鸦在官方话语中常常被看作乱涂乱画、破坏公物，属于违法行为。示威游行参与者通过标语和口号表达政治主张或宣泄情绪，这在很多威权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的。 需要指出的是，典型与非典型语言景观是相对而言的，许多非典型语言标牌虽归为非典型语言景观之列，但在现代都市语言生活中却是非常常见或普遍的标牌类型，如车体广告、电子显示屏、语音播报等。虽然非典型语言标牌与普通标牌在语言呈现方式上有诸多不同，但二者又有不少共性，比如它们都是创设者交际意图和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都能体现突显自我、充分理性、身份认同、权势关系等语言景观构建原则（Ben-Raphel 2009），在城市生活中投射标牌创设者与官方部门及其语言政策之间或团结或对立的关系。例如，车身广告常使用亮丽的人物肖像或图画以及少量的文字，这种宣传策略与一般广告牌相比显得与众不同，从而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注意。游行标语使用目标读者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诉求，就是示威者理性分析目标读者语言能力的体现。T 恤文化衫、纹身等常常可以反映当事人的个性和身份认同，而语音播报中所选择的语言通常能体现它在当地语言生活中具有较高的权势和社会地位。总之，非典型语言标牌与街牌、路牌、商铺招牌等普通标牌同属于现代都市空间的语言景观，它们虽然具有不同的语言呈现方式，但其语言选择都能反映当地的多语生态和交际秩序（Scollon & Scollon 2003）。四、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研究视角 非典型语言景观具有移动性、临时性和多模态性等特征，与典型标牌相比，使用民族志方法采集语料要困难许多。对于非典型语言景观的语料，目前的研究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而对话性、城市政治、语码优选、语言权势、场所符号学等是比较常见的研究视角或分析框架。下面我们对这些研究范式分别加以简述。 （一） 对话性视角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认为，对话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所有的言语活动都是以对话为目的的，这种对话关系贯穿于整个人类语言（巴赫金 1998）。如他所言，“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巴赫金1998 ：242），“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 1998 ：340）。 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来看，城市空间的语言文字使用本质上也都是对话性的：标牌制作者和所有者向读者传递一定的信息，从而引起读者言语、心理或情感上的某种反应。拿示威游行来说，各种模态的标牌上的语言文字及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共同构建成一个众声喧哗和多声部（polyphonic）的语言景观（Shiri 2015）。标语、旗帜、T 恤衫，包括呼喊的口号等多种模态同时运用，冲击和颠覆既有的语言生活秩序和规范；每一种形式都会成为表达异见的手段，以引起周围民众及当权者的注意，对其态度施加影响，从而实现示威游行的劝说目的（Seals 2011）。示威标语 / 口号可以通过喊话的形式与当权者构建直接对话（Shiri 2015），也可以使用祈使和问句等形式向当局发问或表达诉求，唤起旁观民众的某种意识和情绪。只要示威标语和标牌具有可见性，这种潜在的对话性就会一直延续下去，而且话语占据公共空间的时间越久，对话性形成的影响就越大（Shiri 2015）。 在游行示威中，这些临时性语言景观主要是为了表达政治诉求，以对话性促成事态的解决。而不同语言书写的标语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对话功能。例如，Shiri（2015）发现，在突尼斯 2010 年底开始的示威游行中，绝大多数标语都是单语标牌，用阿拉伯语、法语或英语书写，这些单语标牌构成的多语景观反映了参与者身份的广泛性和多元性。不过，不同语言在游行活动中所发挥的功能也不一样：游行标语使用官方的阿拉伯语与当权者对话，而使用法语和英语向国际社会传达参与者的主张和诉求，以寻求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Shiri 2015）。尽管这些语言地位不同，甚至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偶有冲突，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临时组合在一起，各尽其用，成为示威活动中和而不同的声音。又例如，在意大利，每年 3 月 1 日的移民大游行基本都使用意大利语书写的标语，使用移民群体自己族群语言的标语则非常少。Barni & Bagna（2016）认为，使用意大利语一方面向政党、当地社会及大众传媒“喊话”，使自己的主张更可能被听到、看到或读到；另一方面，使用意大利的主体语言来表达问题和诉求，示威者旨在传达一种身份认同的意义：“不要拿我们当外国人，我们属于意大利。” 总之，非典型语言景观本身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创建者使用哪些手段与阅读者构建对话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城市政治学视角 语言使用者常常把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媒介，通过标语、涂鸦等语言行为来争取或实现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行为常常遭到当权者的阻挠和管制。语言行为者的主张及反抗与当权者的压制之间的交互过程，可看作城市政治学 a 的一部分（Davidson & Martin 2014；Mossberger et al. 2015）。标语属于典型的政治话语，而越界式标牌对当权者制定的空间话语规则进行冲击，这本身也是城市语言政治的表现方式。 公共空间中的涂鸦是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等问题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Pennycook（2010）指出，作为城市居民，涂鸦者意在通过涂画的方式挑战那些既有的认定，如“公共文化为谁服务”“公共空间由谁控制”“公共意象和文字由谁许可”“城市面貌由谁主导”等。人们常常对社会不公、现实残酷、政策失当等心怀不满，然而又无力改变庞大的社会体制，涂鸦就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以德国柏林的普林茨劳贝格来说，这里曾是民主德国（东德）统治下的一个落后的城镇，从 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开始，由一个工人阶层为主的城区改造成一个现代化住宅高耸、商业店铺林立的中产阶级社区，曾经萧条破落的街道景观也迅速由色彩缤纷的商业广告牌所占据（Papen 2012）。语言景观的变化反映了当地所经历的广泛的社会变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样的改变。Papen（2012）研究发现，当地居民利用涂鸦表达对现代化开发的不满。例如在新居民为消费主体的高档饭店，墙面被喷涂“斯瓦比亚人滚出去”的标语，表达当地人反对外来新居民的声音，维护地域主人的权利。因此，涂鸦者强行介入城市空间，通过打破景观格局的方式声索空间使用权，从而演绎城市政治中的权力与反抗。 游行标语和涂鸦等城市语言为政府的治理（Foucault 2007）带来了挑战。从城市政治的视角来考察非典型语言景观所涉及的语言异见、冲突和对抗，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地社会的语言环境及意识形态。 （三）语码优选视角 在多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常被用来发挥不同的交际功能。语言景观中的语码选择是个核心议题，这在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中同样值得考察。例如，Pappenhagen et al.（2016）以录音形式对德国汉堡圣乔治区 21 家百货店内人员（包括店员和顾客）的口头交际进行考察后发现，德语是主导交际语言，主要用于店员与顾客的交易对话；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是移民语言，主要用作闲聊、谈论商品等，从而构建群体身份；而学校教授的外语（英语和法语）在语声景观中则非常少见，说明在当地不具有符号流通价值。 在语言景观中，选择读者能理解的语言来书写标牌是标牌语言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则（Spolsky 2009）。游行标语的语码选择通常都与预期读者的语言背景有关（Kasanga 2014）：（1）使用英语，借助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地位，把标牌信息传递给全世界的读者；（2）使用当地或区域语言，其目标读者是当权者和当地民众；（3）游行标语中出现多种语言，目的是把主张和诉求信息传播给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这里标牌持有者是否懂得标牌上的语言内容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不会讲英语的抗议者手持英语标牌呼喊口号也是常见现象。总体来说，英语所具有的交际潜势使得示威者的诉求能够被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所了解，英语标语 / 口号能影响阅读者的认知和心理，从而使运动产生更深远的国际影响。 交通工具的移动性为语言景观的研究带来极大困难（Jugenheimer & White 1991 ；Gorter 2006）。在目前关于车身标牌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是车站广告及车厢内部广告中的语码选择。例如，Lock（2003）对香港港铁炮台山站至九龙塘站之间站台和车厢内广告牌及告示牌上的语言选择进行了考察，发现中文和英语在官方和私人领域的地位并不一致。其中在地铁车厢内的告示牌上，信息都是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现，中文在前、英文在后；而在私人广告牌上，中英双语则没有这样显著的优先次序，大多数广告牌上的品牌名称使用英语书写，而产品相关的其他主要信息则由中文提供。这说明虽然中文和英语在法理上在香港是地位平等的两种官方语言，但在当地的地铁语言景观中，英语主要发挥象征功能，而中文承担表意功能，二者的实际地位并不相同。而在泰国， Sutthinaraphan（2016）考察了曼谷轻轨捷运转换站内的广告标牌，发现虽然泰语是泰国唯一的官方语言，但 87% 的标牌使用了英语（英语单语或泰英双语），只有 13% 的标牌使用全泰文。英语的使用一方面吸引外国游客及本地懂英语的人群对营销品牌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为产品或服务增加了国际化、高端、时尚等符号意义。由于乘客在转换站内停留的时间较短，阅读信息的时间有限，广告大多只包括标题、品牌名和广告语（宣传口号）等简要信息，其中品牌名多使用英语，而其余重要信息则用泰语，这也体现出泰语和英语在语言景观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工。可见，地铁广告的语言使用体现了英语在当地旅游业中的地位（Huebner 2006）：考虑到地铁站乘客众多、摄取信息时间短的特点，英语主要用于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形象的营销，而当地语言用来提供实质性信息。 由此可见，多语社会中的非典型标牌如何在不同语码之间做出最优选择，是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四）语言权势视角 在多种族混居的地区，政府为了照顾少数族群的利益，少数族群语言往往会被塑造成一种与主导语言地位平等的语言形式（如公共标牌上，主导语言和少数族群语言并行使用）。这种被构建出来的平等性往往并非真正体现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些未受官方操控的语言呈现可能会更真实地体现语言权势。通过非典型语言景观来看语言实质上的权势和地位可看作语言权势视角。下面我们以马恩岛和东欧城市基希讷乌的非典型语言景观的情况加以说明。 马恩岛作为英国的皇家属地，是一个独立自治地区，以英语和当地语言——马恩语作为官方语言。当地政府从 1985 年开始致力于复兴马恩语，将其作为当地民族身份的象征，构建英语和马恩语双语并驾齐驱的语言景观（Sebba 2010）。Sebba（2010）对当地的语言景观实践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楼牌、街牌等官方标牌上，英语和马恩语并用且凸显程度相当，而在非典型标牌上，马恩语则往往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例如，在介绍紧急医生服务的宣传单和牛奶产品的外包装盒上，主要信息以英语来表达，而马恩语字符只在政府标志下方、英语标题下方以及页面的边缘位置出现，数量少且字号非常小；当地报纸报头的显眼位置都使用了英语和马恩语名称，但马恩语字号明显比英语小，而且除报刊名称外，其他内容基本都以英语呈现。总之，普通标牌显示马恩语和英语表面上具有同等地位，但非典型标牌上的语言实践说明当地真正的语言现实是英语占主导地位，而马恩语属于次要语言。 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Muth（2014）调查发现，作为国语的罗马尼亚语在普通标牌上是主导语言和优先语码，而在非典型标牌上（如贴在树干和灯柱上的招贴和小广告、墙上的涂鸦等），俄语的使用量则明显比罗马尼亚语多，大多数制作者只使用俄语来传达实质性信息。这说明虽然摩尔多瓦官方采用去俄化的语言政策，但由于在媒体和经济领域中的使用及其曾作为族际共同语的历史地位，俄语在这个苏联国家仍然是最有权势的语言。因此，非典型语言景观中的语言选择与典型标牌有时会表现出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语言在多语社会中真实的权势和社会地位。 总之，聚焦非典型标牌上的语言使用，研究者常常可以发现语言（尤其是少数族群语言）在多语社会中真实的语言权势和地位，而这在普通标牌上往往是难以观察到的。 （五）场所符号学视角 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是 Scollon & Scollon（2003）提出的研究“场所中的话语”的理论体系，主要关注现实空间中呈现的标牌、话语和行为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其中，标牌的置放方式所体现的意义属于场所符号学的范畴。从场所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出现在具体场所中的任何形式的标牌和符号都具有意义潜势，都是某种选择的结果，而每一种选择都能传达独特的社会意义（Scollon & Scollon 2003）。例如，有些 T 恤衫只印有某个地名，但出现在城市街道时仍能传达一定的符号意义：身着印有“Bankok”的 T 恤衫，说明着装人很可能曾有过曼谷旅游的经历，也可能意味着此人对曼谷生活方式的认同或向往。即使遗弃在街道空间中的语言物品（如车票、传单、烟盒），看似没有什么语言意图，但仍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比如在巴黎街头角落里，丢弃在地上的写有罗马尼亚文字的烟盒，从置放方式来说属于越界式的存在，但它至少能说明巴黎和罗马尼亚之间有人员流动（Kallen 2009）。Milani（2014）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机场的一家报摊发现，面向女性读者的时尚生活类杂志与面向男性读者的政治、体育类杂志在货架上摆放的位置以及空间排列很不一样：女性杂志居中，男性杂志则置于外围。这种置放方式说明，摊主在顾客的视觉消费过程中具有区别性别角色的观念和价值。对于非典型标牌来说，其话语内容、置放方式、与读者的交互形式等所体现的意图和符号意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 综上所述，非典型语言景观也是城市语言景观的一部分，其语言选择和使用并非完全按照官方语言政策来运行，甚至打破官方所建构的话语规则和秩序，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从多种视角对非典型语言景观进行解读和分析，常常能揭示一些典型语言景观所无法透视的社会语言现实。五、结语 语言景观研究不太关注语言结构本身，而是从语言标牌上的语言选择和呈现（单语或多语、强势语或弱势语、本地语或国际语）入手，考察公共空间中的语言使用所映射的社会问题。通过标牌语言来探究社会本质，这说明语言景观归根结底属于费什曼所谓的“语言社会学”（Fishman 1968，1972）研究的范畴。与路牌、街牌、商铺招牌等典型标牌一样，游行标语、车身广告、涂鸦、T 恤文化衫、网络界面、语音播报等众多非典型语言标牌也是城市环境中的话语形式，其语言选择和呈现也是标牌创设者在语言政策、读者需求、经济效益、历史文化、情感等众多因素之间权衡抉择的结果，大都包含了标牌创设者的意图和意识形态。从福柯的话语理论（Foulcault 1987）来看，非典型标牌上的城市边缘话语也是语言与权力和体制相结合，通过控制和反控制等方式在社会空间中发挥作用，对读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Shohamy & Waksman（2009）强调，公共空间是个动态的概念，书面文字、流动的文本、声音、图像、标志物等多模态、多语言的空间符号资源都应纳入语言景观研究的考察范围。然而，非典型标牌在城市语言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语料收集和数据分析常常遭遇困难，因此它们长期以来游离在主流语言景观研究之外，但近年来已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的分析显示，当前的非典型语言景观研究仍以民族志方法收集语料，而在分析中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标牌上的语言行为和话语策略进行批判和解读，探讨政策制定者、语言使用者、标牌创设者、读者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具体来说，非典型语言景观可以从对话性、城市政治、语码优选、语言权势、场所符号学等视角进行研究，阐释标牌话语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发掘非典型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规律和社会政治意义，是传统语言景观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也会有助于人们了解城市空间中全局性的语言资源分布景象以及真实的社会语言生态。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非典型语言景观中的语言多样性、多模态表征以及身份协商等核心主题之外，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以及全球化所引起的移动性和超多元性（Blommaert 2013）如何影响非典型语言景观的构建，也需要进行更多探索。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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